孟凡明

山西省吕梁市贺昌中学，吕梁 033000

一八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之时，开篇讲道：“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于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然而在近两百年之后的现时代，密涅瓦的猫头鹰仍然栖落于枝梢，人的精神世界仍处昏暗之中。

一、当代社会的主体性困惑

作为追求普遍性的类存在，人永不满足于可感世界的安逸，而不断追问全部生存的根本依据和生活世界的终极价值，以超越有限存在的应然状态检视现存世界的合理性，从而确证自身存在的意义世界。在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人们原有的共同的价值理念被逐渐消解，而新的价值理念尚未形成，社会日益原子化。作为个体化存在的主体，我们陷入了主体性困惑之中。

在市场经济规律驱动之下，个体的劳动价值须以可计算的效率和可量化的业绩来衡量，于是功利主义与实证科学主义被奉为圭臬。资本的逻辑越出了经济生产领域，全面地渗透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深刻地改造着社会化个体的思维和行为。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作为一项经济资源的完整的个体的人逐渐成为与市场上其他商品趋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商品，人的价值被物的价值所遮蔽，物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人在“贬值”。个体的主体性表面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解放，实质上由于个体对商品的绝对依赖，他已经无法逃脱资本规律的魔咒，甚至个体本身也是商品生产的结果。奴役人、压抑人、控制人的商品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媒介无孔不入地刺激着人们虚假的消费需求，使人陷入一种重占有的生活方式，正如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弗洛姆所揭示的那样，“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也就是今天‘商品过剩社会’中一种最重要的占有形式，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掉了的东西不会被人拿走了，但是这却迫使我越来越多地去消费，因此一度消费了的东西不能永远满足我的要求。现代的消费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存在”。然而，人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更是一种精神性存在。人需要持续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求生存，但是人更应该追问获取物质生产背后所蕴含的目的与价值，否则人就会为了生产而去生产，所生产的商品随之异化为人的对立物，奴役人，压制人，控制人，人就成了商品的奴隶。所以，人不仅要在物质上站起来，也要在精神上站起来。

二、精神世界重构的路径

精神遵循自由的原则，资本遵循自然的原则。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人束缚于福特主义的组织生活和消费主义的日常生活，遵循物的原则而不是人的原则活于世上，并成为机器大生产环节之中的一个个标准化零件。随着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个体无法把握社会的整体状况，陷入狭隘的经验视野，无批判地接受市场经济的产物，成为单向度的人。资本日益将人降低为物，精神成了虚空。所以，人们并没有物质上的极大丰富而获得自由，反而陷入不自由的状态——精神空虚，内心孤独。为了克服精神的困顿，人们选择逃避自由，选择依附于权威或大众媒体的意见，以获得必要的安全感。总之，人在精神生活之中日益背离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面对资本的压抑统治，我们应该如何重构精神世界？

一是进行总体性的革命。要将宏观的政治经济变革与微观的文化心理变革统整起来，要将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文化变革作为一个历史性整体来进行。我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却未能有效地创造出能掌握这种生产力和适应此种生产关系的人。一项改革能否持久稳固地推行下去，关键在于能否重构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中国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重占有的生活方式，而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存在的生活方式，生成于我们优秀民族文化之中。纵观近现代史，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卷入”的极为艰辛的历史进程。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向西方学习。现在我们不仅学到了西方的生产方式，也搬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如果中国在21世纪仍然在跟随西方的步伐来发展的话，21世纪仍然是西方的世纪而非中国的。中国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被西方所认同，21世纪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纪。

二是进行思想的启蒙。对广大底层群众进行启蒙教育，知识分子要以历史性与实践性的理论眼光研究民众实践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走入群众，从而启发群众的头脑。思想启蒙的基点主要依靠教育。

人的问题是教育沉思的“阿基米德点”，因为教育主体——教师与学生首先是充满多样可能性的鲜活的生命个体。然而，教育的技术化和功利化正把“人”从教育中驱除出去，学校成了不折不扣的教育工厂，教师成了不折不扣的教育工人，学生成了不折不扣的教育零件，教育的发展日益背离人的尊严而屈从技术和资本的逻辑。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教育既有培养人发展人的力量，也有压抑人消解人的力量。换言之，如果教育的繁荣只是停留于教育技术的高明和教育业绩的高超，那么我们的教育所培养的人能真正站起来吗？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事业，教育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和技术运用的现代化，更应该体现在人（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在精神上站起来，超越社会的现实规定性。正如我国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鲁洁先生所言，“理想的教育并不是要以各种现实的规定性去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从现实性看到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善于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它要使人树立起发展与超越现实的理想，并善于将理想赋之于现实。培养一种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人，超越意识与超越能力相统一的人，这才是教育之宗旨。”也就是说，教育应该培养人的基于社会现实的超越性和创造性，任何使人只是无批判地接受现实的教育都是应该被唾弃的。

三是肩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避免成为资本逻辑的代言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讲，我们必须清醒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必须承认的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缺乏对现实实践的应有关注。也就是说，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是将马克思复活于纸本之中，而没有将其生成于实践之中。理论的单纯演绎只会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只会扼杀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真谛。

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我们需要打破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其次，将理论批判与道德实践结合起来。我们不仅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考察现实社会生活的工具，更要将其作为个人道德实践的“自律”。最后，创造现代中国哲学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拿来主义都无法使我们民族真正站立起来。只有创造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现代中国哲学文化，我们民族才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站起来，并且在精神上站起来。

总之，我们要在精神上站起来，需要我们走出狭隘的经验世界，对习以为常的观念和隐性缄默的想法予以理性的批判，因为我们往往将关于对象的主观认识误作为所认识的客观对象，但是我们的批判不能只是停留于思辨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现实实践之中，在对社会整体的总体性与历史性的把握之中来确证个体的人生方向。

【本文已发表于《中学政治教学参考·高中》2013年第6期。】